3.王氏家族与礼学的关系。谓王羲之精于书仪，于史亦可得征。按，六朝礼学最为发达，而南方尤重丧礼。究其原因，正如清儒沉垚所指出，六朝以有门第而精礼学(《与张温甫书》，同氏《落颿楼文集》卷八)，礼学因维系出族门第而兴，此为史学界所共认。故六朝士族多为礼学世家，因而书翰礼仪，为其家族内重要的家法家训之一，而琅邪王氏一族尤为重视。按，书翰礼仪根源在于礼学。苏绍兴在《两晋南朝的士族》一书的《两晋南朝琅邪之经学》一节中，论及王氏一族之礼学造诣时，有如下论述：“《困学纪闻》载：'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礼学。当时至有以此专门名家，每朝廷有大事，常用此等人议之。'此等人者何?门阀华胄之礼学名家是也。琅邪王氏既系士族冠冕，累世簪缨，自然对朝仪旧事了若指掌，且着之载籍，以以为家学。于是王氏—族，遂多详悉故实，深为当道者倚重，成为保持禄位之一重要依凭。”并于同章对此间题作了专门考察。 (苏绍兴着《两晋南朝的士族》)敦煌写本《书仪镜》序文所称书仪“士大夫之风范在是矣”可谓中的之言。琅邪王氏一族尺牍，子孙世代奉守相传，自六朝以来尤为世人所重，起到了某种“士大夫风范”作用，如前举王导之曾孙、着《书仪》十卷的王弘，即为其例。 《宋书》卷四十二本传称弘：“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王太保家法”而士族高门的礼仪家法本身，也往往就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因而被世人效仿追求。正如周一良所指出：“大约王弘、王俭等人的书札和礼法，被当时士族所推重，成为模仿的典范。掌握他们写信的风格体裁，是土族高门文化修养的内容。”(前出《书仪源流考》)在公文方面，王氏一族亦颇出专能者。按，六朝掌记室参军之职者，擅长辞笔(即公牍)乃其最基本的职业技能。王羲之曾为庾亮参军、长史，为时不短，深得赏识。若分析王羲之被庾亮赏识的原因，固然多端，但作为庾亮部下，王羲之出色发挥了包括擅长公牍辞笔在内的工作能力，是否应是被赏识的原因之一呢?王羲之堂兄弟、王彬之子彪之(304—377)精通掌故朝仪在当时有名的，其曾孙王准之颇傅家学，时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而他亦着有《书仪》一书。又南朝梁庾元威《论书》亦记王廙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法书要录》卷二)这些皆可证明，王氏一族的善尺牍，不论公文私信，皆为世人竞相仿效，且引以为楷模规范，这其中必有王家独特的家族法礼的因素起作用，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书法。吴丽娱说，“世族的家礼形成不但影响朝廷制礼，且与书仪的制作相铺相成，在中古时代达成了全社会礼教化的共识"，(吴着《摭遗》)指出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所在。关于书仪制作与南朝士大夫家法礼法的渊源关系之探讨，属专门研究领域，而且史睿、吴丽娱等于此已有详细考论，不得赘论。　　

　　基于上述王羲之舆书仪之关联性的推测分析，且考虑到南朝旧仪舆唐人书仪二者间的渊源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唐人书仪作为考察王羲之尺牍的旁参资料，尽管二者在时代上相去尚远，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王羲之尺牍与书仪之渊源关系

　　略检敦煌唐人书仪尤其是凶仪部分，不难发现其中的书式用语有不少与王羲之等晋人尺牍酷似之处。如王羲之《庾新妇帖》：庾新妇入门未几，岂图奄至此祸，情愿不遂，缅然永绝，痛之深至，情不能已：(《书记》115帖)、《淳化阁帖》卷三收刻的《谢发帖》：“晋安素自强壮，且年时尚可，当延遐期。岂谓奄至于此自毕。远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约与王羲之同时代的西域楼兰晋人残纸《张超济帖》：“阴姑素患苦，何悟奄至祸难，远承凶讳，益以感切。念追惟剥截，不可为怀，奈何”等，大致可以代表晋人吊丧告答尺牍的基本书式语词。　　

　　检唐人书凶仪，亦有大量类似文式。如杜友晋《吉凶书仪》“新妇丧父母告答子孙书”(《写本》P126)一则中云：“新妇盛年，素无疹积，虽婴微疾。冀凭积善，以保终吉。何图忽念仓卒，奄至此祸。悲伤痛念，不自口口，念哀催悲恸，男女等偏露，抚视切心，情何可处?孙云念攀号擗踊，触目崩绝，不用偏露等语。痛当奈何!当复奈何。”与晋人比较，书式用语基本相同，感觉不出晋唐之间约四五百年的时代距离。关于此类问题，将在后文“王羲之吊丧告答书的考察”中继续探讨，兹不详说。　

　　下面再讨论称谓用语之例。 《淳化阁帖》卷三有王羲之《与嫂帖》云：“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复得一集，且悲且慰…… ”帖中“上下”之意，向无确解。

　　按，《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旧仪谓父为'大人'，为〔母称〕'上下'。父曰'大人'诚所易言(了);母称'上下'，未识所因。比访之通人，亦未能晓。尝试思之：古人谓父母〔皆〕为'大人'，前汉张博，后汉崔〔骃〕咸有其(此)语;又加上下者，别父为上，母为下耳，故通云大人上下。后人不达其本，至于无父谓母亦为上下，殊失本意，今亦刊正。”(《写本》P361)是知旧时称母为“上下”关于此事，周一良考魏晋南北朝时“上下”语具三层意思：父母、母亲、家人。姜伯勤、史睿以及吴丽娱等的考论中都曾引证。明乎此义，考上帖“松上下至”之“上下”，私意以为应指松之母，亦即王羲之嫂。按，二王诸帖中多见“上下”语，如《书记》328“数上下问”、88“上下安也”、218“上下近问，少慰驰情”、265“阿刁近来到卞，上下皆佳”、360的“上下集聚，欣庆也”、200“兄弟上下远至此，慰不可言”、98“熊伯上下安和为慰”、119“上下可耳”、355“比上下可耳”、《全晋文》杂帖“想上下无恙，力知问”以及王献之《鹅群帖》“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比复常忧之” 、《使君帖》“故当携其长幼，诣汝上下"等等，其中所云“上下”，据其文意分别可解作父母、母亲、家人诸意，其中以“上下”称母之用法者，即如庐藏用所谓“旧仪”之用法。　

　　撰写尺牍毕竟属于个人行为，除了在大体的礼仪上会受到一定约制以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故私人书信往往各具特色，呈现多样性特征，因此不能说只要掌握了某一时代的书仪，即可据之读解任何时期的所有书简尺牍。因为书仪舆公牍不同之处在于礼、法二字，对使用者来说即是循礼与遵法，礼可以择而法不可不遵，所以书仪对于使用者，实际上只是起一个大致参考的范本作用。此其一。出于供人模仿和套用目的，书仪中所提供的预想应付各种场合的范文例句，往往是为那些不能或不善作文之人所设，再加上流行于当时的书仪，其内容必广为世人所知，故一般的士族文人必然耻于照搬套用。山田氏注意到这一个现象，谓“《全唐文》所见唐人各种书状与书仪“未必一致”(前出《书仪について》)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假若晋代书仪传于今世，其情形亦当与山田氏所指出的现象差不多，书简文与书仪之间必会有很大距离。王羲之曾撰《月仪》，但从他的尺牍中却从来不见有类似“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簇告晨，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类书所引佚文，前出)之类语句，即其证明。此其二。因此，利用敦煌所出唐五代写本书仪资料研究王羲之尺牍，除了时代差异因素以外，也还必须考虑到个人书简所具有的多样性因素。钱钟书总结王羲之杂帖特性，谓其皆可自成“语言天地”(前出)，此正体现出在丰富多样的晋人尺牍中的一种个性特征。

　　以上我们从王羲之尺牍研究的角度，对古代尺牍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考察，下面将在此基础之上，对王羲之尺牍作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