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

★(增补修订版)★

祁小春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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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小春——

　　“我以为，从书法史的构成看，其研究范围可分为书人、书迹和书论三部分，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理想的办法是将三者依次打通，使研究更为系统，考察更加深入。循此方法，我选择了书法史上最热门的人物王羲之作为考察对象，并设计了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计划，将王羲之研究置诸书人、书迹、书论这‘三部曲’范畴内，循序渐进，细致考察。按着计划，以王羲之人物研究作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将“书圣”还原为一位普通的历史人物，成果便是那部《迈世之风》。在做基础性研究的同时，也奠定了第二阶段的书迹、第三阶段书论的研究基础。

　　这部《山阴道上》正是第二阶段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路漫漫其修远兮，研究之路本无止境，王羲之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总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躁，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唯如此才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

　　关/于/作/者

　　祁小春

　　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

　　(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理论类专业教学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史论研究

　　(尤以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王羲之研究见长)

　　迈向史学的书法学

　　——读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

　　(增补修订版)

　　文 | 杨简茹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20世纪以降，中国的书法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世纪初，部分“五四”学人与思想家、教育家等前辈学者的开端式著述，这批著述的意义在于，将书法研究纳入了现代学术制度体系;第二个阶段则以1963年潘天寿、陆维钊在浙江美术学院建立书法篆刻专业开始直至郭沫若、高二适的“兰亭论辩”将书法研究推向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第三个阶段则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书法学的学科建制开始成熟，专业划分细密化。在这三十年间，不仅海外学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注意吸取西方的方法论用于中国艺术史研究中。以傅申等为代表的学者从真伪鉴定和书法史的角度对一系列传世书法作品进行了真伪辨别的探讨;以白谦慎等为代表的学者用西方学界流行的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书法史上的个案，一度为书法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阈。但是，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门类，它与文献学、历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固然可以利用西方艺术理论对作为视觉艺术的书法进行作品的形式分析，而一旦涉及对书法家身份的考证、作品的真伪、相关史料的辨析等问题，便需要具备史家精神进行朴素的、脚踏实地的考据工作。近年来，祁小春以“书圣”王羲之为个案进行的系列微观研究：《王羲之论考》(日文版，2001)、《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湾版，2007;大陆版，2012)、《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2009)、《王羲之<十七帖>汇考》(2011)等，不仅将王羲之研究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将王羲之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圣人”回归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也顺应了21世纪初期书法学的格局的转向，即：书法研究从视觉艺术的壁垒中跳出来，与历史学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展示了如何从小问题、小细节入手，以小见大、铢积寸累而成“王学”研究之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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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祁小春代表作《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的再版吸引了王羲之爱好者的目光。对于喜爱中国书法的人来说，王羲之是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我们既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也对他的生平事迹无甚了解，但王羲之作为中国书坛至尊偶像的地位却无人能够撼动。这几乎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悖论，而祁小春所做的工作就是挑战这个悖论、祛除神话。祁小春自幼研习书法篆刻，并得到康殷先生指导;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于古籍研究所工作，打下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后东渡扶桑，受业于日本著名书法理论家杉村邦彦，并进入日本立命馆大学攻读东洋文化史，日本学者最为擅长的以史料说话、不妄加判断、近乎于严苛的治学方式奠定了他日后的学术态度。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具有两个面向：一种是像《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这样钩稽爬梳、条分缕析的鸿篇巨制;另一种就是如《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这样对小问题提出质疑从而信手拈来的札记和未下定论的断想。在我看来，后者更见作者灵光闪现的时刻，并能窥探其思绪开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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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再版的《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从书名上看比原版增加了“书迹”二字，是出于作者长期的、可持续性的研究计划的考量：“将王羲之研究置之于书法史中书人、书迹、书论这‘三部曲’之范围，循序渐进，做绵密细致的考察。”因此，再版后的版本是作为作者研究王羲之的第二个阶段——“书迹”的研究成果。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丧乱帖》《兰亭序》两个专题的系列文章开始谈起，兼及对《初月帖》《二孙女帖》《妹至帖》《鹅群帖》等法帖和尺牍的思考，而且新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兰亭序>为何未被<文选>收录》《“李文田跋汪中旧藏定武兰亭”原迹今在何处》《小议王羲之书帖用字的视觉效果》《略说<平安帖>》《<大报帖>与<妹至帖>的并案考察》《“大祥”与“祥除”》《评徐先尧<二王尺牍与日本书纪所载国书之研究>》7篇最新文章，共计33篇札记。这批文章最大的特点是：每篇都提出一个问题，或是质疑作品的真伪，或是对一些不被人留意的细节提出疑问，或是对业界已经约定俗成的认识作出反驳，正如书名所隐喻的那样“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当你一篇篇读下来，心中对王羲之的所有认知已经悄悄地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作者更像是一个侦探，根据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揭开隐藏千年的真相。《切莫望“词”生义》一文中，作者对韩玉涛通过王羲之尺牍中频出“奈何”诸词而望词生义得出王羲之性情“哀乐过人”的结论提出不同的观点：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出于礼制尤其是丧礼的需要，士族家族和亲友之间发送告哀吊答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这种感叹的语词为套语，非王羲之特有之情怀，因此不能凭主观做出结论。另一篇更为精彩的推论《“佳想安善”，未必“安善”》，作者从80年代所见启功书作“佳想安善”对于句读的疑虑直到二十年后读到启功《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中对《快雪时晴帖》的断句，认为启功的看法存在问题，并对《快雪时晴帖》重新断句。在新版增加的文章《小议王羲之书帖用字的视觉效果》一文中，通过比对南朝刘勰提出的作文须“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发现王羲之在书写中看似直犯此弊，但如果细心揣摩，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皆与《文心雕龙》中的“练字”主张对接契合。

　　下编共收录了9篇论文，在旧版包括的《<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复书问题》《<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的基础上新增了《文献中所见的<兰亭序>》《<兰亭序>多出<临河叙>文字及其内容之考察》《唐人书仪与王羲之尺牍之关系》《王羲之书迹的探原及其展开》《早期道教的画符、写经与书法之关系》《再议官奴说》6篇文章。我对作者最初的认识就是从早前读到《<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一文开始，文章的结构十分开阔，并没有仅仅探讨《兰亭序》的避讳现象，而是通过详论历代讳礼，深入魏晋南北朝士族生活的细部，藉以展现氏族生活中所谓“讲礼氛围”的场景，从而进一步了解东晋贵族生活文化之一端。在新增的篇幅中，作者没有停止对《兰亭序》再思考的步伐。《文献中所见的<兰亭序>》一文通过回顾60年代的“兰亭论辩”的无果而终，而考虑到对《兰亭序》读解方式不明确或许是原因之一，因此作者按照文献解读法，对《兰亭序》的时代、作者、内容及流传过程作了梳理，将其分为文本文献(即历史文献中所收录的文本)、实物文献(即真迹以及相关复制品，但不涉及书法问题);记录文献(即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兰亭序>多出<临河叙>文字及其内容之考察》则根据传世《兰亭序》文“多出”《世说新语》梁刘孝标所引《临河叙》从“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而从文献学角度对“多出”文字之原因以及内容加以考察，其中虽然多推测，但不失为一种新鲜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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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书的研究方法上看，作者上承乾嘉考据风之余脉，下接前辈学者胡适、陈寅恪、中田勇次郎、杉村邦彦等人的研究基础，仔细求证、慎下结论，比起寻求一个惊世骇俗的轻率定论来，作者发现问题的能力、观察视角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显得更具启发性。对于王羲之这样中古时期的书法人物，研究的过程必然充满艰辛，因此，任何一点小的发现和推进都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写作中，祁小春总能从研究过程中的“边角余料”出发，根据极有限的出土文献和传世资料层层剖析，再加上作者是一位叙事高手，使如此枯燥的学术内容读来酣畅淋漓不亦快哉!应该说，这是与他对相关史料的长期浸淫与熟悉程度分不开的。饶有兴味的是，比起著作所流露出来的严谨细腻的面貌来，作者本人的性格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烂漫有趣。我曾问他：“您研究了王羲之这么久，能不能概括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立刻笑曰：“就是我这样啊!”有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会突然发来条信息，很兴奋地说刚想到了一个问题，胡适当年可能是说错了。这样的细节也许更能帮助读者了解这样一部著作产生的背后，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达到了怎样亲密无间的契合程度。

　　在庆贺《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再版的同时，我们也期待不久的将来，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三部曲的尾声《王羲之文集》的问世。正如祝帅在评论作者的另一本代表作《迈世之风》时所说：“研究条件的制约客观上也使得王羲之研究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兰亭论辨’时期的‘显学’，逐渐蜕变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专家之学’。”《山阴道上》正是在这样的研究阵营中产生的，随同作者的其他系列著作代表着21世纪初期中国书法史专题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所能探索的最大可能性。这也预示着经过前人的研究积淀和新时期学术方法的更新后，书法史研究从2000年前后刘涛、刘恒等书法史学者集大成的通史写作开始转向“小题大作”的研究思路——口子开得小，但进去以后拓得宽挖得深。这不仅有助于书法学向更为细密的专业化推进，同时也为书法学赢得了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平等对话的机会。

　　本书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