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尺牍首行字迹偏大原因考

文 ˉ 祁小春

　　【内容摘要】在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墨迹中，普遍存在首行字迹笔画明显偏大现象。而在辗转翻刻的魏晋尺牍法帖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书式痕迹。第一，这种书写样式是何时出现出于何种目的？其渊源历史以及传承情况如何？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文献、图例，并从文书书写角度出发举例论证，证实了这种文书书式的确存在。与此同时，本文还对汉、晋简帛文书进行溯源检证，推测这一现象可能与表示礼貌尊敬、遵循平阙式习惯相关。第二，魏晋尺牍法帖如果在形式上越接近其原迹面目，则字迹保留魏晋书法面貌的概率就越高。既然传世法帖保留了原帖的首行字迹偏大的外在特征，那么有理由认为，其字迹书法也相应是可靠的。

　　【关 键 词】魏晋尺牍  汉代简帛  独占一行  文书折叠

　　晋人尺牍中存在一种奇怪的书写现象[1]，即第一行的笔画明显厚重、字迹偏大。例如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烧奴”残纸，[2] 如《五月二日帖》( 图1)、《此月十四日帖》( 图2)、《九月十一日帖》 ( 图3) 等无不如此。尺牍文书出现这一现象比较奇特，但也并非偶然[3]。因为类似之例，在其他西域楼兰晋人残纸中也存在。如东晋咸和三年(328) 的《李柏文书》（图4）、《超济文书》( 图5）等。如果说这只是当时低级官吏或民间人士手笔，这种写法并不能代表魏晋氏族主流的尺牍翰墨书迹的话，那么，在辗转翻刻的魏晋人尺牍法帖中，居然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书式痕迹。

图 1ˉ 晋人残纸《五月二日帖》

图 2ˉ《此月十四日帖》

图3ˉ《九月十一日帖》

图 4ˉ 楼兰残纸《李柏文书》

图 5ˉ《超济文书》

　　如《淳化阁帖》卷三所收杜预（222-284）《十一月十四日帖》( 图6)、索靖(239-303)《七月廿六日帖》( 图7) 等，即其此类尺牍之代表。此二人皆为北方氏族大家，且本人也身居高官地位显赫。尤其是索靖，众所周知，他乃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再看东晋著名氏族代表、千古享有“书圣”大名的王羲之(303-361)，在他的法帖中此类尺牍更属常见，多不胜举（参照附表1 ～ 8 所列）。不仅如此，即使在传世的唐摹本王羲之《寒切帖》（图8）和《姨母帖》（图9）等中，亦隐见此式。

图6ˉ 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淳化阁帖》卷三

图8ˉ 唐摹本王羲之《寒切帖》

图9ˉ 唐摹本王羲之《姨母帖》

　　晋人尺牍中这种书写格式既然不是偶然现象，那么就有必要探讨其原因。

　　一、例证与推测

　　通过上举诸帖以及附表所列尺牍书迹，从书法欣赏的角度看，也许会得出一些负面的印象：这种书写格式在章法布局上，字迹前重后轻，显得有些失衡。最明显的就是晋人残纸中的《五月二日帖》（图1）和刻帖中的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图6），其首行字迹与后面字迹的比例大小确实过于悬殊，若从审美角度观察，确实是存在问题的，认为不和谐亦不无道理。但书法毕竟是从实用书写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所以不妨从其实用书写的角度加以考察更为合理。

　　从内容来看，尺牍首行所书多为书写日期和具礼语词“月日……名白”，将其写得偏大厚重，既可以醒目，也可以明示来信人名和其来信的时间。也就是说，因为首行字迹需要显露出来给人看，故书者特意将其字形展大、笔画加粗，而在折叠信纸时左右对折，将首行字迹外露，显示发信日期、人名的提示作用，或为表达对收信者的尊重。

　　为何要露出首行文字？此或从书信的保存方式上探索。当时人欲保管信札文书，很可能会将累积渐多的书信做层叠装订，使其左右错落，露出首行，这样可以起到寻检翻阅之便的作用。这种方法颇类中唐盛行的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制“旋风装”[4]。

　　“旋风装”是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其特点是便于检索，现今所能见到的“旋风装”均为参考书籍，由此亦可知其备检特长所在。或许晋人尺牍的收纳方式即“旋风装”之前身。这种固定书卷便于检索的方式，后者“旋风装”或受此启发也未可知。突显强调首行文字，是否有表达对收信者的尊重之意？应该也有此种考量。

　　魏晋书简文书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应与其前朝汉代简帛形式相关联，溯源检证汉简，发现其中公私书信果存此书式。

　　二、溯源检证--帛书例

　　《简牍文书学》一书这样总结汉简书信起首语的特征：“出土简牍所见秦汉书信起首语通常为致书人致敬语，按正规写法当独占一行，以示礼貌……某某叩首白、某某再拜言之类独占一行，是当时的正规写法。”[5]并引录其中甘肃酒泉地区出土破城子汉简[6]中书简的简帛例如下：

　　①马常叩头白：

　　君卿足下毋恙。元始元年二月甲子，不侵候长……（《新简》EPT10.6）

　　②胡掾伏地白：

　　郑卿足下毋恙。前见不云云……（《新简》EPT48.16）

　　③临叩头言：

　　大伯足下劳诸事边……（《新简》EPT48）

　　④政伏地再拜言：

　　幼卿君明足下毋恙。久不明相见。夏时，政伏地愿……（《敦》1871）

　　⑤元伏地再拜请：

　　子方足下善毋恙。苦道子方发，元失候，不侍驾，有死罪。丈人、家室、儿子毋恙，元伏地愿子方毋恙……

　　按，此类书信亦见于汉代帛书，上述引录④（《敦》1871），即大英图书馆所藏西汉帛书（图10）[7]。此外还有一件比较著名，并引起许多学者关注的西汉帛书，这就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致子方书》（图11）[8]，这是一通私信家书[9]，与④十分相近，但形式更完整而且内容也更多。⑤后文详论。以上①～⑤行文方式皆相似，起首语独占一行，次行平起接正文：

　　①致书人马常，收书人君卿，初遇“君卿”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②致书人胡掾，收书人郑卿，初遇“郑卿”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③致书人临，收书人大伯，初遇“大伯”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④致书人政，收书人幼卿君明，初遇“幼卿君明”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⑤致书人元，收书人子方，初遇“子方”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图10ˉ 敦煌汉帛书

图 11ˉ 敦煌汉帛书《元致子方书》

　　关于简帛首行文字独占一行的现象，据《简牍文书学》解释，这是致书人表敬以示礼貌的正规写法。此说不无道理，确有尊重收信人之意，但还应该有另外一层含义：平阙式[10]。从古代文书角度看，首行文字独占一行，往往与遇尊名空格提行有关。首次提到对方名讳时，平出改行，也是有示意尊敬之意，这点不应忽视。所以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首行字迹独占一行表示二意：一是致礼示敬；二是平阙式行文。尤其是后者，行文初遇名讳时用平阙式，后文可不必再示敬者，此现象也是后来文书所不多见的。正因为如此，首行独占一行的形式无形中被强调，渐渐也就形成了一种行文习惯。然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此五件汉代简帛书中首行文字被强调之意明显，大约后世逐渐形成一种书写习惯，以首行字迹偏大强调礼貌，以示郑重。魏晋尺牍首行字迹偏大原因或与此有关，也可能由此发展而来。总之这一问题值得继续探讨的余地尚多，笔者也是基于资料做推测，未必就是结论，这点是需要说明的。

　　前例举汉简帛书诸例，其首行虽独占一行，以示凸出强调，但毕竟其字迹大小与正文并无二致，换言之，并不存类似魏晋尺牍首行字迹偏大之现象。有鉴于此，将继续讨论并追溯其源头。

　　三、溯源检证--汉代简牍例

　　从常理看，简牍卷束起来能见到的当然只是首行字迹。因而首行字迹展大书之，其目的应该也是为了醒目显眼。尽管如此，也还需要有例证支撑此常理。如前所述，魏晋书简文书的特殊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应与前朝汉代简帛相关联，今检证汉简中，发现在公私书信简牍中确实也存在这种书式：

　　为从内容上对形式加以考察，以下分别录出诸简牍释文（□为阙泐不可识字）。

　　东牌楼后汉简[11]（图12）：

　　（正面）津顿首，昨示悉，别念想，区区想内少异。不审久人果解未？迨迨！独迫君旦诣府门，宁

　　（背面）□□人示，又在仓面报云，河宜小用意求，报政遣知，□异小大，还具告。匆匆！书不尽意，

　　面乃□。津、子约省。幸甚幸甚。

　　图 12ˉ（正）（背）

　　东牌楼后汉简[12]（图13）：

　　（正面）原白。一日不悉，连复欲诣，会岁下□务，不腹从愿，又马布

　　（背面）障污民人，有至此来求，今遣取以付之，小大内勅告，既缘休使，乃尽愚趣，原□惶□□□。

　　谢孝达、何起、新安。

　　图13ˉ（正）（背）

　　东牌楼后汉简[13]（图14）：

　　（正面）纪白。属求悉禄，吉自尚小，既加功，云众白为得，既亦求为骑吏，意……

　　图14（正）

　　上举东牌楼三枚汉简，其中两枚一简，正背两面书，简文完整；另一枚正面书，简文不全。从字迹上看，图12 首行首起“津顿首昨示”、图13 首行首起“原白一日不悉连复欲诣会岁下”、图14 首行首起“纪白属求悉禄吉自尚小既加功”，较之于次行字迹明显粗大厚重。从内容上看，简牍语词古朴简素，书式套语也多与魏晋尺牍近似，有些基本相同。如图12 简之“昨示悉”“还具告”“书不尽意，面乃□”等用词与魏晋尺牍很相近，如“书不尽意，面乃□”则与《李柏文书》“书不尽意”“书不悉意”、王羲之《逸民帖》“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等，在用法和语气上相同或接近。从形式上看，这三通简牍皆首行字迹粗大，尤其是具礼语等反映致书人信息的字迹，十分醒目，强调意味明显。倘若追根溯源，是否可以说此魏晋人尺牍形式之滥觞也未可知。

　　总之，东牌楼三枚汉简作为实物资料，是具备了一定的证据意义的。论证至此本已结束，但还有一点，可作为补充证据提出来供参考，即魏晋尺牍文书的折叠方式。

　　四、溯源检证--魏晋文书折叠例

　　文稿书信完成后使用何种方式收藏？这涉及折叠问题。此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晋代的书信折叠入封等细节已难以考证。不过通过对楼兰晋人残纸实物作的仔细观察，似亦可略窥书信折叠信纸方面的一些踪迹。如楼兰残纸《李柏文书》（图4）墨迹，其左右对折的痕迹明显，比如右三行第七的“台”字，依稀可见其浸透纸面的字迹，反印在左边行末空白处。这说明文稿并不是对折，而明显是让出前两行再做左右对折的，这一折叠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到首行字迹，才特意将“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二行突显出来的。但问题是，为何让出的不仅是首行还有第二行？这是因为第二行中有致书人“李柏”名字，而由于官职名称太长不得不写进第二行。这也证明笔者的推测是正确的，突出强调首行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到发信日期和发信人等信息。

　　当然也有反例。如楼兰《超济文书》( 图5)、《三月一日帖》（图15）二纸， 从浸透于纸面上下的字迹墨迹可知，纸是在墨迹未干时做了上下对折的。前者如第二行下之“有”、三行下之“计”、四行下之“用”等字，后者如首行“兰”、末行“适”字等，其浸透纸面的反字墨迹，皆在上下行处对应显现。由此似可见，晋人尺牍的折叠方式有左右与上下对折两种习惯。尽管如此，还应该考虑到楼兰所出《超济文书》等残纸，是写废的草稿，应不同于《李柏文书》底稿。

图15ˉ 楼兰残纸《三月一日帖》

　　笔者推测，作废的与准备保存的稿件，其折叠方法可能有所不同。大约文书稿件（包括誊正稿）也分两类，一类是正式书信（但不一定是寄送出的那一件，也有可能是留档保存的底稿[14]），左右对折保存。例如《李柏文书》（图4）就是同一书信中的三件底稿[15]，正式稿寄出，底稿则留存归档保管[16]。另一类是写坏废弃的文稿，一般不做保存，故上下对折，可以撕毁丢弃也可以废物利用。当时纸张珍贵，废弃文稿多用来练习写字。这类废弃文稿残纸也就因此留存下来。据斯文·赫定发掘报告称残纸于当时垃圾堆中发现，就是例证。参看楼兰出土残纸习字（图16），于纸背多见习字迹即可为证。文稿上有反复练习“楼兰”“顿首白”等字迹。

图16ˉ 楼兰残纸习字

　　五、溯源检证--汉代文书折叠例

　　以上讨论的是魏晋时期的文书折叠例，但汉代情况又当如何？在汉代帛书中，确可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以下仍以汉帛书《元致子方书》（图11）为例。据介绍，这件帛书的折叠封缄情况是：“书信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复横向折三折，折叠成小方块形。原帛为黄色，因年久脱色，呈黄白色。帛上字迹虽叠压浸印，但仍清晰可辨。日本学者籾山明见告，魏晋楼兰出土用纸张书写的信折叠成小方块形后，仍用木制封检加以封缄，然后邮递。这封帛书信件似乎也是为了封缄、邮递而折叠成小方块形的。”[17] 根据帛书《元致子方书》中折痕看，确有纵向、横向(上下、左右)折叠成小方块的痕迹，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书信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即在墨迹未干时，“先”做上下二折，则应如楼兰《超济文书》( 图5) 所呈现的那样，浸透于纸面的字迹，应反印在上下行对应处。但这件帛书的反印字迹，却显现在左右行的对应处。此外，从帛书中不见上下对应处反印字迹看，所谓“复横向折三折”的时间应更晚，至少没有在墨迹未干时即做折叠。由此似可见，《元致子方书》的写完后折叠与寄出前折叠之间，在时间上并不同步，应该是写完后随即左右对折，然后暂置待用，待需“封缄邮递”时再“折叠成小方块形”，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在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元致子方书》，首先是一件待寄的正式文书；其次，是在写完后墨迹尚未干时，即以正文中轴为对折线，行对行字压字地整齐折叠，让出首行，有意使首行偏离界外。细查《元致子方书》对折线是左右各四行对开，右边首行“元伏地再拜请”类似于标题一样，被凸显在正文对叠之外，故其字迹浸透于纸面的墨迹，反印在了左边字行之外的空白处（图17）。

图17ˉ 首行“元伏地再拜请”

　　从以上对汉代帛书《元致子方书》的折叠方式及其意图的考察可知，汉代公私书简所见首行独占一行，除了表示礼貌尊敬、遵循平阙式要求（平起提行）外，还起到一种标题式的提示作用，或许这就是魏晋尺牍中遗留下来的古代书式之遗绪。

　　小结

　　以上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这一现象本来就存在，只是论证其产生的原因和目的而已。通过本研究，更期待由此可带动其他问题的探讨。比如魏晋去汉代未远，又是简牍向纸张发展过渡的时代，因此在尺牍首行字迹偏大现象上，不能排除与汉代文书书式之间有传承关系，这也容易从字体上解释，为何魏晋尺牍首行偏大多为隶意浓厚的章草。此外，在王羲之行书《近得书帖》( 附表9)、谢安《谢万帖》（附表10）以及王洽《兄子帖》( 附表11、12)等行楷书中，竟然也偶见此种形式，或即受章草书写习惯之影响也未可知。在王羲之时代，这两种书写形式的尺牍并存，但后来渐渐消失。这在传世法帖中所呈现的各种书式形态可以得以证实。当然如果展开讨论，将涉及章草研究问题，当另作讨论。

　　附表

　　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所谓检测手段。因为在形式上越接近魏晋尺牍原迹面目，在字迹上保留魏晋书法面貌的概率就越高。例如附表诸帖均呈现此书式特征，故有理由认为这些传世法帖既然在形式上保留原帖的外在特征，那么其字迹当然不会相距甚远，应该是可信可靠的。

　　注释：

　　[1] 笔者曾有研究札记《试解晋人尺牍首行字迹偏大现象》一则，收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文中提出了对此现象的关注，并提出了笔者的推测。本文则在札记的基础上，增补相关资料，并就此现象做适当补充和修正。

　　[2] 又称“楼兰文书残纸”。意指在楼兰遗址发掘的墨书残纸和木简，其时间跨度大约在西晋永嘉元年(307) 至十六国(304-439) 之间，北方十六国时代也正是南方的东晋时代，可以认为“，楼兰文书残纸”中的大部分残纸，是与王羲之大致同时代的晋人墨迹，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以及草稿。

　　[3] 日本学者鱼住和晃教授以为，此乃出于书者疏忽，在书写时对所书字体的大小把握失度所致。在鱼住氏看来，书者写完第一行时，才意识到字写大了，如用那么大的字继续写下去，一张纸可能容纳不下全文，所以才从第二行开始写成小字，以节省空间。见同氏《西域出土殘紙と王羲之書法》，季刊《墨》“王羲之”特集所收，艺术新闻社，1990 年4 月。按，此说不能成立，因为有大量晋人尺牍出现同样现象已可证其非出偶然，况且观《寒切帖》行距宽绰，即使均作首行大字，全纸亦可容纳全帖文。

　　[4] 即以长纸作底，首叶全裱穿于卷首，自次叶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的装裱方法。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第四章“书册制度”中认为“旋风装”是从卷子演变成册页的第一步，即从卷子到册页的过渡形式。其中有如下论述：“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一张书皮，把原先的一卷书改变成了一册书。这样不仅要翻到哪里就可以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装的名称。”

　　[5]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三章“简牍符号（四）界格书信起首语与正文”一节。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破城子探方一〇”一节。

　　[7] 《木简·竹简·帛书》，二玄社，1990，“敦煌汉帛书”。

　　[8] 选自《简牍名迹选7》，二玄社，2009，甘肃篇二“悬泉置前汉帛书1”。

　　[9] 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元致子方书》整理编号（Ⅱ 0114 ③：611），关于西汉帛书《元致子方书》的详细情况。据整理者介绍：“《元致子方书》是整理者所拟。此书信写在一块长23.2 厘米、宽10.7 厘米的帛上。共10 行，319 字（含重文4）这是目前发现字数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私人信简实物。”（同书P187“二七一《元致子方书》条”按语）。

　　[10] 平阙式是古代对书写公私文书所做的书式规定，即文书行文遇到尊者名讳等特定字时，须提行另写，谓之“平”，又称“平出”；在特定字上空阙一二字格（有时用点代替），谓之“阙”。

　　[11] 选自《简牍名迹选2》，二玄社，2009，湖南篇二“东牌楼后汉简4”。

　　[12] 同上书，“东牌楼后汉简3 “（前出）。

　　[13] 同上书，”东牌楼后汉简10 “（前出）。

　　[14] 晋代士族高官有自存书信文稿的习惯或与此有关联。参见本书《〈丧乱帖〉也许是一件底稿》一文。

　　[15] 罗振玉、王国维； 《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附录“考释《李柏文书》文：“三纸则书中所署月日、所言之事、所遣之使，一一相同而字句小异，实一书之草稿。”

　　[16]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书中介绍斯坦因在尼雅调查发掘文书时的情况：“东北角有一间残破的厢房，斯坦因编号N·X V。这里简直是一座存放文书档案的库房，成捆的佉卢文书一层层混杂在含陶片、碎玻璃、漆器残片、各种织物残片和五铢钱的垃圾中。大约二百五十件佉卢文书和五十件汉文书就是在此出土的。”可以推想，《李柏文书》的保管情况也应与此大致相同。

　　[17] 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前出）第187 页，“二七一《元致子方书》条”按语。关于纸本文书封缄的详细情况以及日本学者籾山明的观点介绍，参阅胡平生《渥洼天马西北来，罕见研究新飞跃》一文，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

　　（祁小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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