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王廙《两表》的摹本及其他

　　曩者尝撰文考王廙（276-322）《两表》帖，疑其很可能是由一件复书构成的上下二纸，刊载于《中国书法》[1]。但因《两表》刻帖与摹本及其相关问题并未及细究，本文实际上是对前文略作补充。故凡前文已论及者，在此不一一赘述。

　　由复书构成的《两表》上下（或前后）二帖，在经历两宋时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宋拓本《淳化阁帖》[2]卷二所收王廙《两表》《王秋帖》《㛐何如帖》）四帖（图1），而且此四帖可能原即摹写于一纸之上。

　　图1 王廙《两表》《王秋帖》《㛐何如帖》（宋拓本《淳化阁帖》卷二）

　　先说《两表》之一的后半帖。在南宋时确有近于真迹的摹本传世，并且还有一新名《问安帖》。南宋岳珂(1183-1243)《宝真斋法书赞》[3]卷七“王廙《问安》《王秋》二帖”注：“前一帖楷书五行，内”诏“字空阙，”圣体“字平起。后一帖章草三行。”并录其帖文。又于其后详记云：

　　右唐人摹晋侍中骠骑将军王廙字世将《问安》《王秋》二帖真迹一卷。廙以善书名，见录于淳化之祕阁帖，并有先朝印识，予家藏最久。先君手记云：“淳熙丙戌岁十月，在广右得于钦守赵善言家，亦赐书也。”

　　据此可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据岳珂所录帖文，所谓“前一帖”即《问安帖》[4]，乃《淳化阁帖》所收《两表》之后一帖。岳珂记唐人摹本为“楷书五行”。检《淳化阁帖》《绛帖》楷书4行、《大观帖》楷书3行，均与之不合，可见刻帖对原帖皆做了改动（原因详后）。

　　第二，岳珂谓《问安帖》为唐人摹本，行文凡遇“诏”“圣体”皆依平阙式原则作避让，则此应是一件文书定稿。“有先朝印识”，则说明唐摹本保留了原迹面貌，连同印章等刻本所无内容全都摹出。岳珂将此帖断为唐摹本，但也有可能为更早的前朝摹本。

　　清人王澍（1668－1743）谓“《两表》‘愍’字左上‘民’字，各有阙笔。盖唐人钩模时，避文皇讳耳。[5]”清人卢登绰非之：“今祖帖两‘愍’字并无阙笔，王氏（澍）盖臆度耳。”[6]今检宋拓本《大观帖》[7]卷二所收王廙《两表》《王秋帖》《㛐何如帖》）四帖（图3），确无阙笔（图3-1），而《绛帖》前帖阙后帖不阙，可能所据本已晚。又，王澍谓阁帖“诚惶诚恐”阙“诚恐”二字。今检诸帖，唯《大观帖》存此二字。“诚惶诚恐”为上呈皇帝的文书特定的谦辞敬语，四字语词连用，从文意看二字不应阙失，可据《大观帖》以订正《淳化阁帖》之失。也有可能《大观帖》本乃另据内府墨迹本摹写上石。《淳化阁法帖》等“诚惶”二字坐于行末，“诚恐”当于改行时摹失（图3）。

图3王廙《两表帖》《王秋帖》《㛐何如帖》(宋拓本《大观帖》卷二）

图3-1《大观帖》本《两表》所见两“愍”字

　　第三，《问安帖》与《王秋帖》同在一卷，则淳化《两表》前后二帖，此时已分散，岳珂所见是后一件《问安帖》。

　　第四，摹本《问安帖》楷书五行，《淳化阁帖》《绛帖》作楷书4行、《大观帖》作楷书3行，摹本多出一行，原因是“诏”空格、“圣体”避让改行所致；后者少一行，应是向前推移造成的。即摹刻时推移连刻，填补了行格“空白”。《大观帖》二行，是因为增加版高致使行数减少的原故[8]（图3）。《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还著录唐摹本《万岁通天进帖》之一王羲之《姨母帖》：“晋右军将军羲之书（注）：前一帖行书，内‘姨母’字平起。”此帖现存，比照二帖，亦可推知“圣体”当如“姨母”那样“平起”方可。

图4唐摹本王羲之《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藏）

　　上表“圣体”“圣心”依文书平阙式原则，皆须“平起”改行，然岳珂未曾提及“圣心”二字，疑漏记或省略。“郑夫人”首起，或因自然换行不必用平阙式。

　　若还原唐摹本《问安帖》帖文五行形式，或大致如下：

　　臣廙言昨表不宣奉赐手  诏伏承/

　　圣体胜常以慰下情不审夙昔复何如承/

　　郑夫人乃尔委顿今复増损伏唯哀亡愍/

　　存益劳/

　　圣心谨附承动静臣廙言/

　　第五，据岳珂“先君”岳霖(1130-1192)手记，他于“淳熙”丙戌（实干道二年丙戌。1166）于赵善言家获《问安帖》，并明言此为“赐书”，则唐摹本《问安帖》很可能为孝宗赵昚（1163-1189）所赐。若然，则《两表》摹本前后二帖在南宋内府时已处于分离状态，而后之《问安帖》又与《王秋帖》同在一卷，被宋皇赐臣下。检《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诸帖排列次序，《问安帖》《王秋帖》《㛐何如帖》前后相邻，连在一处（图1、5、6）。故在原摹本之中，可能楷书《两表》与章草《王秋帖》《㛐何如帖》四帖皆摹于一纸，之后刻帖据以摹写上石（板）时，也依然保持了这一帖序形式。

　　笔者曾论[9]，传世尺牍法帖的大部分，其原有形态在流传或复制的过程中，早已散落分离，面目全非。而王廙的《两表》却侥幸以复书形式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在传世法帖中确实罕见。之所以如此，或与四帖集摹在一纸有关。

　　第六，《问安帖》并非“真迹”。按，宋人所谓“真迹”并非皆指真迹之意，有时泛指摹本之类的墨迹本，用以区别刻帖拓本[10]。以下就此问题略申论之。

　　《宝真斋法书赞》著录体例有二：其一为真迹，诸如“右……真迹一卷”。例如卷四著录“王操之《旧京帖》（注）：行书四行”其后记：“右晋王操之《旧京帖》真迹一卷。思陵临本即此帖也。”帖文后有一行真迹寻访方记录：“天成二年，三川搜访图书使尚书都官郎中庾传美西川访到。”言此帖为后唐庾传美在西川访得的真迹，宋高宗赵构（1107－1187）曾经临摹。其二为摹本，诸如“右唐人摹本……真迹一卷”。例如卷七著录唐摹本《万岁通天进帖》五帖，其后注：“右唐人摹王方庆王《万岁通天帖》真迹一卷。”今唐摹本《万岁通天帖》诸帖存世，可证其所言“真迹”者，乃唐人摹本之意。《问安帖》著录“唐人摹本……真迹”云云，亦属此意。另外，还可以通过宋拓《宝晋斋法帖》每卷末标注以证明之。一曰“右曹氏家藏”；一曰“右曹氏家藏真迹”，以此表示墨迹与刻帖之区分。凡标“真迹”者，有卷一、卷三、卷八，其中所收帖多见“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满骞”等押署，行文中平阙避让形式依旧未改，如《何如帖》《旧京帖》等，这些都具备了典型的摹本特征。其中今尚存世者，如卷八王徽之（338－386）《新月帖》为唐摹本《万岁通天帖》中之一帖，亦其证也。凡未标“真迹”者，有卷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十，其中多收刻当时宋代丛帖及刻石。由上均可证明，岳珂所记录的《问安帖》并非“真迹”，而是唐摹本[11]。

　　以上讨论了流传于南宋时期《两表》之一后帖《问安帖》摹本的基本形态、流传状况及相关问题。至于《两表》另一部分（上帖或前帖）的情况，也大致可据与岳氏父子同时代的姜夔(1154-1221)《绛帖平》，得知一些蛛丝马迹。姜夔《绛帖平》卷五“晋侍中王廙书”条记：

　　今观后《二表》真有元常之风。《祥除表》世别有全本，后云“具官臣王廙上”，此欠一行。[12]

　　据此可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姜夔所言者即《绛帖》所收《两表》前一帖《祥除表》（图6）。可知《两表》至南宋时确已经散离为二帖，分别名曰《祥除表》《问安帖》，《两表》之名不复存焉。

　　第二，与《问安帖》同样，《祥除表》“全本”也应是摹本，因为帖中保存了“具官臣王廙上”一行，作“……臣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具官臣王廙上。”此为刻帖所无，乃摹本面目，也是正式尺牍文稿的特征之一，应是直接摹自王廙上奏文稿真迹。

　　第三，姜夔所见之帖为两种，一是《绛帖》中所见《两表》；一是“世别有全本”，举出作为比较。此“全本”非指《两表》二帖刻帖，而是指《祥除表》摹本。比刻帖全，因为多出了“具官臣王廙上”一行。按照复书原则，“上纸”文同礼节状子，寒暄客套，仪礼语词完整，故多出一行衔名不应删除。按，姜夔未言“全本”行数，今比照宋拓本《绛帖》[13]（图5）行款文字，再参考《问安帖》摹本特征，将“诏”字空格“圣体”平起，“御膳”首起，或因自然换行不必平阙，又据姜所记补入“具官臣王廙上”一行，补进《绛帖》（《淳化阁帖》等）改行摹失“诚恐”二字，则唐摹本《祥除表》应作八行。还原帖文形式如下：

　　臣廙言臣祥除以复五日穷思永远肝心/

　　寸截甘雪应时严寒奉被手  诏伏承/

　　圣体/

　　御膳胜常以慰下情臣故患匈满/

　　气上顿乏匆匆慈恩垂愍每见慰问感戴/

　　屏营不胜衔遇谨表陈闻臣廙诚惶/

　　（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具官臣王廙上/

图5王廙《两表》《王秋帖》《㛐何如帖》（宋拓本《绛帖》前卷五）

　　至此，大致可以推测，《两表》至少在北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其形式还是完整的，被《淳化阁帖》收刻。然至二百年后的南宋时期，《两表》这件复书的上下纸，虽已一分为二，但仍然流传在世。下纸连带《王秋帖》为一卷，曾藏岳家；上纸姜夔曾经过目其摹本，至南宋以后，则不知其踪迹所在矣。

　　前文[14]初步断定《淳化阁帖》卷二所收王廙《两表》，也许是一件以复书形式保存了下来的法帖，而《淳化阁帖》将二帖编在一起，合二为一。本文则初步断定《两表》二帖，原为集摹于一纸数帖的“真迹”本，后从内府散出后，一分为二，或“赐书”与臣下，或散落于民间。前者讨论的是聚，后者探讨的是散。所谓聚散有时，或其宿命也，人物皆然。

　　[1] 祁小春《法帖中所见“复书”形式再考-以王廙〈两表〉为例》，《中国书法》2019年第6期。

　　[2]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南宋拓本《淳化阁帖》卷二。

　　[3]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丛书集成初编》1628册《海岳名言 翰墨志 宝真斋法书赞（一）》。中华书局，1985。

　　[4] 北宋二帖统称《两表》，并各称帖名。第二帖名“问安”，此二字帖中未出现，似不符法帖命名习惯，或据帖文内命名也未可知。

　　[5] 清王澍《淳化祕阁法帖考正》卷二“两表”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6] 清卢登绰《抱经楼淳化祖帖考》一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卢氏抱经楼刻本。

　　[7] 故宫博物院藏杨氏海源阁宋拓本《大观帖》卷二。

　　[8]《大观帖》比《淳化阁帖》板高约二三字格左右，每行多刻一二三字不等，较《淳化阁帖》行字增加而行数减少所致。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大观太清楼帖”条：“大观中，奉旨刻石太清楼，字行稍髙，而先后之次亦与《淳化帖》小异。其间有数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迹摹刻，凡标题皆蔡京所书。卷尾题云：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模勒上石。”《丛书集成初编》1600册《法帖谱系 石刻铺叙 凤墅残帖释文》，中华书局，1985。

　　[9] 祁小春《法帖中所见“复书”形式再考-以王廙〈两表〉为例》（前出）。

​　　[10] 李宁《南朝押署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中，就此现象做了专门研究，其结论是：“曹之格书此旨在表明法帖出处，文中出现‘真迹’‘帖’及‘刻帖’三个词来区别法帖的原有状态。从字面理解，‘真迹’与‘刻帖’对应，指墨迹本与摹刻拓本。”荣宝斋出版社，2021年。

　　[11] 宋人所谓“真迹”并未只有真迹一义，学者多有误解。如宋淑湘《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研究》一书第五章第一节中言：“《宝真斋法书赞》共二十卷，著录的都是家藏的历代名家真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

　　[12]〔宋〕姜夔《绛帖平》卷五。《丛书集成初编》1599册。中华书局，1985。

　　[13] 宋拓本《绛帖》前卷五。故宫博物院藏。

　　[14] 祁小春《法帖中所见“复书”形式再考-以王廙〈两表〉为例》（前出）。

　　原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2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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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转自： 担雪填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