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着傳世舘本《十七帖》，已經有過不少專門的研究，然而仍然有部份疑問有待於進一步解明。本文提出《十七帖》中的七個關聯問題，闡述淺見，期待引起方家學者的注意，以深化研討。

　　一、《十七帖》是如何出現的？

　　李世民詔令天下廣搜王羲之書跡，所得甚豐。據文獻記載，貞觀年間（627－649），唐內府所收大量王帖中，《十七帖》最爲『烜赫著名』，號稱『書中龍』。《十七帖》作爲王羲之的一批尺牘，無論內容還是書法，都被認爲是由來有緒、最爲可靠的法帖。傳世舘本《十七帖》共收（刻）王羲之書翰29通，由於各版本的編輯方式（收錄時的分類）及殘缺狀況的不同，帖數隨之而異。唐張彥遠《右軍書記》記載，當時內府整理王帖的方式是：『取其書跡及言語，以類相從成卷。』以傳世舘本《十七帖》中諸帖的內容相關、書風相近等特徵來看，似乎符合這一基準。此外，有一點值得注意，《十七帖》沒有晉人法帖中常見的弔喪問疾之類內容，無忌諱不吉之嫌，很適合皇家內府珍藏。

　　至於《十七帖》是如何出現的這一問題，尚有不明確處。王玉池先生在《〈十七帖〉在王羲之書跡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評》一文中說：『關於《十七帖》的來源，有材料說是貞觀初年進士裴業所獻。裴業其人情況不詳。估計此組信函最初應是周撫後人收藏。這組信中有少數帖不是給周撫的，應是收藏者不慎混入所致（如給郗愔的信）。』

《十七帖》之八《瞻近帖》為王羲之寫給妻舅郗愔的書信。

　　筆者的看法是：首先，《十七帖》諸帖來源未必皆出一家所藏，它不同於《萬歲通天進帖》，並無文獻明確記載其最初獻自何人或出自某家。所以，筆者認爲，《十七帖》可能來自唐初的大規模征購或四方進獻，後經褚遂良等『取其書跡及言語，以類相從成卷』（詳後）。當然，《十七帖》中寄周撫的一組書簡源出一家之藏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寄郗愔等人的書簡則可能出於他藏，後以書跡風格相近故，遂『以類相從』而被編進《十七帖》也未可知。其次，假如《十七帖》中大部份書簡來源於一家，其最初爲周撫後人所藏的可能性不大。收藏者如果是周撫後人的話，則不應存在周家『不慎混入』王羲之寄郗愔書簡事，因爲周撫的後人大概無緣得到王羲之寄給郗愔的書信。因此，有機會保存王羲之寄與複數友朋之書簡者，大約既非周家也非郗家或其他親友之家，應是王羲之自家，只有王家人最有可能（和機會）對王羲之的書簡（文稿或底稿）作統一保管。如此看來，《十七帖》有可能是信件的稿本。

　　二、《十七帖》是寄給誰的書信？

　　關於《十七帖》一組書簡的內容，據宋黃伯思的說法：『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問蜀事爲多，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可見，在黃伯思之前，已流傳《十七帖》諸帖爲王羲之寄蜀太守周撫者的說法，但黃只是認爲《十七帖》中大部份應是寄周撫的書簡，並非全部。《十七帖》中凡涉及王羲之問蜀、遊蜀、求藥以及兒女婚嫁等內容的書簡，大概應是寄周撫的。王羲之關心蜀事及希望一遊蜀地之動機，從中可歸納爲三點：一是向往蜀地的山川風光；二是想了解蜀地的歷史、物產；三是對蜀地的草藥和藥物有興趣。收信人周撫，乃王羲之兄籍之妻周氏之從兄，與羲之爲遠房親戚關係。史載周撫曾爲王敦、王導屬下。故與王、郗兩家關係極密。周撫於永和三年（347）任益州刺史以後，直到東晉興寧三年（365）去世爲止，一直鎮守蜀地（詳見《晉書》卷五十八《周訪傳》附《撫傳》）。至於除此之外的書簡，尚無法確認究竟寄給何人。

　　三、傳世舘本系統的《十七帖》是否爲原有形式？

　　現今以完整的書跡形式傳世的《十七帖》有三個系統：一是末尾有勅押和唐褚遂良跋尾刻本，稱舘本（或勅字本），傳世拓本最早亦爲唐以後物，《淳化閣帖》、《大觀帖》、《寶晉齋帖》、《二王帖》、《澄清堂帖》等宋代集帖亦收部份散帖；二是傳南唐李煜得唐賀知章臨本置於『澄心堂』，並刻以傳世，稱賀監本。一般認爲後者是僞作，故在此暫不論；三是唐人臨摹本，如傳世的《省別帖》（又稱《遠宦帖》）、《蜀都帖》（又稱《遊目帖》）、《瞻近帖》、《漢時帖》，出於敦煌石室的唐人寫本《瞻近帖》、《龍保帖》（均英藏）、《旃罽帖》（法藏）、《服食帖》（俄藏）諸敦煌臨本，從時間上看，唐人臨摹本最早。

瞻近龍保帖敦煌石室唐人臨本

旃罽胡桃帖敦煌石室唐人臨本

　　著錄《十七帖》釋文文獻，最早爲唐張彥遠《右軍書記》（《法書要錄》卷十），其中收錄《十七帖》中20帖，與舘本29帖比較，《右軍書記》帖數實爲23帖（3合帖），缺《絲布衣帖》、《七十帖》、《邛竹杖帖》、《鹽井帖》、《胡母帖》、《清晏帖》6帖。關於舘本《十七帖》成立的時間問題，學界看法不一，較爲權威的意見認爲，應在五代南唐李後主時代（937－975）。果然，則不能不疑舘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右軍書記》本《十七帖》之舊式了。對此問題，敦煌石室所出唐人臨本給出了明確答案。周篤文先生指出，敦煌唐人臨本《瞻近帖》與《龍保帖》二帖臨在一處，正好與《右軍書記》第3、4帖的次序相符，這說明敦煌寫本《瞻近帖》、《龍保帖》早於舘本，並且未必晚於《右軍書記》本。舘本在帖數上多於《右軍書記》本，在順序上又與《右軍書記》本、唐臨本不同，而在時間上均晚於後二者，所以，舘本29帖恐怕已非《十七帖》原有的形式了。

　　四、舘本《十七帖》末尾的唐太宗勅押及褚跋是否可信？

　　中田勇次郎先生認爲，舘本末的跋尾『勅付直弘文舘臣解無畏勒充舘本，臣褚遂良校無失僧權』等文字有問題。首先，此形式與《法書要錄》所載徐浩《古跡記》、盧元卿《法書錄》等的排署形式不一致。其次，跋尾中的太宗勅押之『勅』字，與唐玄宗《鶺鴒頌》的勅押酷似，應爲後人移花接木。另外，跋尾的『僧權』押署也與通常法帖的騎縫位置不同。如果中田先生的考證可信，則爲舘本非《十七帖》原有形式（第三問）提供了新的證據。

​舘本《十七帖》與《鶺鴒頌》的勅押對比

　　五、《十七帖》爲何闕『月日名白』？

　　一般來說，魏晉尺牘有其特有的書式語詞，即於起結處書發信日期、發信人、具禮語詞（頓首、白、報等），其程式爲『月日名白……姓名白』（下稱『月日名白』），此爲尺牘常見書式，皆可於魏晉尺牘（法帖）及西域樓蘭所出晉人殘紙實物中得以證明。當然，也不是沒有省略『月日名白』的『不款』尺牘， 問題是尺牘一般在什麽情況下可以省略『月日名白』？原因也許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與收、發信人所在距離有關。一般來説，寄給遠方的親友是需要署日期名字的，《十七帖》中大部份書翰是王羲之寄其友周撫者，前居浙東，後守西蜀，相距甚遠。當時，書信的傳遞至少需經旬月方可送達，也就是說王、周之間的信函是應該有『月日名白』的。但《十七帖》中29帖卻無一帖署有日期姓名的，爲何如此？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有專文做初步探討。結論是，現存舘本《十七帖》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羲之尺牘的面貌，但並不是其最初的原形。舘本、《右軍書記》本都存在闕『月日名白』的相似疑點，因而可以推定均非出自《十七帖》真跡本（很可能是來自於已被『改動』和『編輯』過的某一流傳系統）。

　　六、今本《十七帖》內容是否完整？

　　此問題與前一問題相同，筆者懷疑今所見之《十七帖》已非其最初形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云：『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然余案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法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真僞。姑記於此，以俟後觀云。』如果黃伯思所言唐初摹本說法可信，則可以確定《來禽帖》有脫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黃所言唐初摹本真的存在的話，則來禽帖應有『密蒙華』明矣。《右軍書記》本及舘本所以闕，很可能是被後人摹失或被人爲『編輯』所致也未可知。

　　七、褚遂良是否『編整』過《十七帖》？

　　前面說到《十七帖》可能被後人編輯過，那麽是誰又出於什麽目的爲此呢？筆者推測，可能是褚遂良出於編輯草書教材之目的所爲。唐承隋制，爲了選拔專職的公文官吏，設書法一科，於弘文舘設書學場所，使子弟就中習書，並出内府所藏，以資觀摩，由是推動了書學的盛行。虞世南去世後，魏徵向唐太宗舉薦了褚遂良。歐陽詢爲褚遂良之父褚亮好友。虞、歐去世後，貞觀朝書法方面的事務主要由褚遂良掌責，大概擔負貞觀內府收集、鑑定、編修、裱裝歷代名人書跡以及弘文舘傳授書法諸事。貞觀内府收進的王羲之草書，確實經由褚遂良編整、監修，此事不但張彥遠《右軍書記》如此記錄，官修史書文獻亦有相同記載，況且更早的文獻如唐徐浩《古跡記》、韋述《敍書錄》、盧元卿《法書錄》等也有詳載，應是比較可靠的。也就是說，爲了編輯一部草書教材，褚遂良可能從內府選出《十七帖》並做了相應的編整。這可能包括：①刪去原有『月日名白』或部份正文語詞，以統一形式。②所選皆爲草書風格相近相似的書簡，以統一書風。若以《十七帖》爲基礎編制草書教材，那在付摹或付刻前，也許要對原帖作相應調整與改動。在書風上，須採集草字風格相近者以集成之，今觀舘本書跡，草書筆法風格極其相似，且諸帖內容相關，確實非常符合『取其書跡及言語，以類相從成卷』的編整方針。③可能對原帖的字跡做了相應調整或改動，以便臨摹辨識。比如，對字的大小、筆劃的粗細和連屬等方面做了統一調整或改動，如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一樣，對字跡做了大小適度、粗細均勻的統一調整。

　　以上七個問題，已有專家學者（也包括筆者在内）做過一些探索，但考察並未結束，疑案仍有待解決，希望有興趣者能作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