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现代日本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分离现象之考察｜祁小春

2020-08-28 09:52:42 来源：荣宝斋在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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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艺术家简介

祁小春，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书法系主任。

02现代日本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分离现象之考察

文/祁小春

一、引言

欲了解日本的书法研究状况，如果仅仅从某一局部角度加以考察，或单单通过某些短期间的书法交流活动等来观察的话，是不容易了解和把握日本人对书法研究的真正情况的。因为这一问题往往与日本的传统汉学体制、研究方法，学问的专门化分工以及日本人对待书法与学问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关系密切。为此，本文想着重就日本的书法与书法研究之分离这一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现象加以透视与阐述，俾国人能籍此对日本斯界首先有一大致了解。

二、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的分离现象

如前所言、欲了解和把握日本人对书法研究的真正情况首先必须了解他们的传统汉学体制、研究方法、学问的专门化分工以及日本人对待书法与学问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才比较容易把握。因为在这一方面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的确确存在著很大的差异。比如在中国大陆只要随便找一本书法方面的杂志看看，或与有关方面的人士进行短期交流接触，就大抵可以把了解握当今中国大陆的书法研究动态、讨论热点、盛行什么研究方法、研究风气如何以及主要研究阵容等基本信息，即是说这种基本信息具有一般而广泛的代表性。然而以同样方法来考察日本同行的研究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是很困难的，或者还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比方说我们可能在某一本日本书法团体发行的杂志上看到某一篇论文，会觉得它竟是如此幼稚俗浅，但也可能在某一本并非书法研究方面的学刊上惊奇地发现一篇质量相当高的论文。之所以如此是就因为日本的书法与书法研究之分离现象造成的。

一般来说，日本的书法界与书法研究界在组织与人员结构上属于彼此不相关的两个领域。前者是由书法家及其弟子学生构成，以传授书法技艺，组织展览及作品入选获奖为目的民间团体，众多的这种书法团体多半是以各种会的形式附属于更大的书法团体。会的主宰多为该会的创建人兼书法指导者，与日本传统技艺如花道茶道相似，其性质颇带有"家元制"色彩，因为会本身属于私人财产，所以子承父业任主宰的情况比较普遍。各会一般都发行会月刊（即"竞书志"），竞书志的中的大部分篇幅主要登载布置给学生的每月习书课题，由主宰者以及其他指导者的课题书写范本（即"手本"），供学生临习，后面则登载学生姓名及其段位成绩。其中虽偶而有穿插点书法研究方面的文章，但基本上都属于一般性法帖碑版的介绍说明文字，目的也偏重于技法的解说。当然规模较大的书法团体所发行的竞书志里会有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但也多是延请会外的研究者为之撰文的。如今井凌雪先生发行《新书鉴》即属此类，如福本雅一，杉村邦彦等先生都曾为之撰文。尽管如此，这类论文在日本一般亦不为主流学界所承认。总之在日本书法界，书法家们并不太重视书法史论研究的现象确实存在。

关于后者，即日本书法研究界的情况又当如何？在日本专门从事书法史论的学者并不多，人员结构也大都是活跃在其他研究领域的（如历史学，文学，美术等领域）非书法家的学者组成，其团体组织的规模远远逊于书法界。这里所谓的团体组织的说法其实不很严密，正确的说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研究者进行相同的研究而构成的形式上松散的一个研究群体。

当然，这种现象在以书法家兼书法研究者现象习以为常的中国书法同行的人眼里看来，多少有点疑惑不解。究其原委，当然这可以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的专门化分工日趋明细，过去那种由某位博学通识的大家包揽一切的传统风气日渐式微寻方面找答案。至少在日本书法学研究方面，书法家与书法史论研究者的工作内容和所关心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二者虽然也存在著互相勾通，提携共进的协作关系，然总的来看，他们彼此间还是泾渭分明，井水河水互不相犯的。

日本书法家是以书法为职业的，他们通过教授学生书法技艺获取报酬"月谢"而赖以生活。这点与中国（笔者注∶因不太了解台湾的情形，所以这里不包括台湾，以下同。）的另有一份职业的"业余"书法家相比，性质上有著明显的不同。因此日本书法家们对于书法研究的目的，所关心的问题往往重其在是否实用，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书法教育上，热衷于为习书者们提供服务性研究成果。如编辑各类《墨场必携》，历代书家墨迹，汇编各种书法字典或出版书写、临碑摹帖的书法范本等，一般不涉及更深入的研究。作为书法家，本分是首先必须做好书法教育工作，至于行有余力者，才去做一点史论研究考证的事情。但在众多的书法家中，这种人毕竟还是极少数的，所做之事也被认为是一种属于个人爱好的分外余事，书坛对于这种研究一般不予以重视和评价，所以对书坛不发生重大影响。

正因为日本书法家并不过多地直接介入书法研究，因而势必提供出一块必须由非书坛的外部人士来填补空缺的园地。这种主要由书界外部势力的参与书法研究的现象，就形成了日本书法研究界的一大特色。由书坛外部势力所构成的这一研究群体，其人员层次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有大学中学教师，各种研究机关的所属研究人员，美术馆博物馆学艺员，公司职员，书画收藏家，大学及大学院的学生以及一般家庭主妇等（当然这里也包括独立的无所属的所谓"在野"书家在内。）。与中国大陆书法家相似，他们都有著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不必以书法或书法研究作为生活手段。这些人从事书法研究有如下特征∶即他们是以一种无功利性的个人爱好的这种动机来研究书法的。所以他们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可以很冷僻，研究得可以很专注深入，无须担心所研究的成果是否实用、是否会出现纯研究目的以外的所谓"效益"问题。当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大学教师（包括从事书法教学和其他专业教学的教师）由于其工作职种和内容的特殊性，情况与上述的无功利性的，个人爱好的动机稍有不同。因为日本大学专任教员的研究专题和研究内容可以不必与其所担当的教学内容相一致，甚至可以完全无关。比如大学的历史学科教员，在课堂上教授的是正统的中国历史课，但他个人研究的专题也许可能是中国书法史，绘画史，音乐史，食饮食文化，酒文化的研究。当然，这些学者撰写的论文作为个人的研究业绩毫无疑问为主流学界所承认，实际上代表当代书法史论研究的最高水准的研究者，往往就是这些专业并不一定是书法学的学者们。比如斯界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神田喜一郎（中国文献学。已故），中田勇次郎（中国文学。已故），福本雅一（中国文学），杉村邦彦（东洋史学）等大家即是。

关于日本人的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的明细分工现象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详细资料能予以证明。但可以肯定这一分离现象由来已久，并非忽如其来的。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两条线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来加以观察分析，并籍以反观当今日本书法界与书法研究界的构造由来与特征。

第一条线索是，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杨守敬的来日，与日本当时著名书法家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岩谷一六等人所进行的交流。①

杨守敬像

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像

另一条线索是，清宣统3年（１９11）罗振玉旅居日本，与日本当时著名学者内藤湖南，狩野君山，富冈谦藏等人的所进行的交流。②

罗振玉像

内藤湖南像

杨守敬与罗振玉，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中国传统的学者。杨守敬来日的目的是为了寻访在东土业已亡佚的中国古籍，而罗振玉来日的目的则是为了避辛亥革命的烽火而来此整理国故的。书法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余事而已。从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岩谷一六等人所进行的交流情况来看，日下部等人虽然汉学功底深厚，但作为书法家，他们很少向作为学者的杨守敬请教书法以外的学问③。笔者曾在杉村先生家中过目并整理过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岩谷一六等人交流时的笔谈资料，其中所谈内容多为书法。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谈书法内容基本上只限于书法的学习方法（即书法创作），一般不涉及考证。杨守敬为日本的水野疏梅所撰著名的《学书迩言》也基本上属于这一类的论述。然而罗振玉与日本一代汉学大师，京都学派创始人，著名书法家内藤湖南的交流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式的交流④。他们的交流领域十分广阔，以探讨学问为主，兼及书画诸艺等。内藤湖南的书法不仅在日本，即便在中国也堪称近古以来少有的一枝奇葩。他与罗振玉的书法交流内容与形式主要是评赏考证碑贴，题跋鉴定（即书法研究），一般不涉及书法的技法讨论。

作为书家，内藤湖南比起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岩谷一六等职业书家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在他们之上。但就因为湖南的职业是学者，按照分工分类的简单机械的方法，湖南被日本人划到学者范围里去了。所以到了后世，以书法名世者鸣鹤等人远远超出湖南，湖南则只是以著名学者闻名，其书法极少为人所知。直至今日，日本尚无一本内藤湖南书法集正式出版，实在令人遗憾，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直至今天，一个不能仅仅说成只是偶然现象的现象值得注意，即日本坛中大多数书法家皆为日下部，岩谷等人再传弟子，而书法史论研究者则多出自湖南的门下，比如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杉村邦彦等著名书法史论学家即是湖南的再传和三传门生。内藤湖南的书法清逸绝伦，升堂入室，直欲与古人抗衡，自不必赘言。即神田，中田，杉村诸先生的书法亦典雅精妙，韵味十足。然他们在日本只能算是学者，他们的书法与日本主流书法界几乎无缘。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启功先生的情况其实与上述诸先生非常相似，然启功先生却能以其学问书法赢得人们的尊敬，贵为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同样地，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是不可想像的。关于日中间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将在下文中详述。

笔者藏内藤湖南手迹

以内藤湖南创始，继承发展而来的这一派学者的特征是，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抵，沉湎于学问，视书法翰墨为余事。论及书法则多涉校正碑帖，考镜源流，严谨不苟，以求真求实为目的，不做浮夸滥评语。这种风尚与日本近代汉学研究诸领域一同迈进当代，形成了日本书法研究尤其是中国书法史论研究的一大特征，并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内藤湖南的书学成就已广为人知，自不必说⑤。神田喜一郎除了著有《中国书道史》外，还监修《书道全集》全二十六卷⑥，《书迹名品丛刊》全二百八册⑦，堪称书法研究的巨大成果。在日本被人们赞誉为"中田学"的开创者中田勇次郎的书法研究贡献，更是博大精深，堪称斯界泰斗。其研究面之广，几乎涵盖中日书法史论的所有领域，其研究功力之深，几乎使后来者无从涉足⑧。杉村邦彦学承内藤，神田，中田等大师，继往开来，治学谨严，精力过人。自１９７２年起以个人之力独自创办出日本全国唯一一部纯书法研究的学术杂志《书论》。该杂志学术水准极高，享誉海内外，备受学者关注。所著《中国书论史概说》（同朋舍），《书苑彷徨》一，二，三集（二玄社）《墨林谈丛》（柳原书店）等，影响甚巨，成为日本当代中国书法史论第一人⑨。此外，杉村邦彦近年来还在近代日中书法交流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收集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数。总之，这一研究流派基本上可以代表当今日本书法研究界的主流。

三、中日书法家在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关系上的认识差异

综上可见，日本的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的分家在明治时期已见端倪，这里与日本传统的书法家集团的特有体制、以及随着各种学问分工的日趋专门化，使得这种分离现象愈演愈烈。其结果则直接导致并影响了当今日本人对待书法与学问的价值观念的改变。

如前所述，由于日本的书法与书法研究的明细分工，就使得书法研究尤其是书法史论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更由于其他行业学者们的参与，又使得愈加学问化、专门化了。因为这种书坛外来势力多为来自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在研究方法、学养素质及理论水平、外语能力（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通晓中文和古代汉语，从事西洋美术史研究的学者通晓欧语和西洋理论研究）等方面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因而促进了书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反而使得原本只关心书法技艺的书法家们对此望而生畏，难于问津了。

从日本书坛所反映出来的书法研究的特殊现象，我们可以发现里面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即由于书法研究的日趋专业化，反而加速了这一领域里的研究组织，研究人员的"业余"化。这里就会出现对一种价值观念的认识取向问题，对待这个问题，虽然同样是书法，中日两国的人士在认识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在中国，书法艺术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由于一般民众都比较喜爱书法，这就势必会有大量人员参与书法，从事书法工作以满足民众这种需要，于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市场供求关系构造。在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书法作品如同其他艺术品一样，是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也就是说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一般是在大众文化市场实现其价值的。为此，也如同其他他艺术品买卖一样，必须有一个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然而书法作品与其他艺术品相比，由于其制作时的简易性与速成性以其优劣评价尺度的暧昧性（评价的尺度基本上因人而异，说好能好得上天，说坏能一文不值，连相对的公约值都很难求得。）等特点，使得人们无法用西洋美术品的价值观来衡量测定其价值。这样一来，中国古老的传统价值观便自然而然地出来取代作为衡量测定书法作品价值的标准与尺度，这就是正如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里所说的那样“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也就是说，书法作品的价值是由写字人的自身价值所决定。反之，写字的人如果想把字写好，使其价值增值的话，仅仅在练字本身上痛下苦功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在学、才、志等精神方面修炼自己。这种修炼工夫反映在书法作品里就叫做"字外工夫"，它往往是左右书法作品价值的更重要的尺度。这种价值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它要求写字的人不能仅仅写字，还必须有深厚的学识，完美的品行及良好的修养。人们相信这种人格化了的气质一定会反映在他们的书法作品里，或书法作品里一定会流露出这种人格化了的气质，它是超出了书法技法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因素。

尽管如此，这种“字外工夫”所包涵的价值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和把握。因为书法里的"字外工夫"毕竟是无形的，抽象的甚至是很神秘的，所以它还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表述才行，这就是借助于现实中某人的社会地位来间接反映。如政治家，艺术家（非书法的），文人学者，某一行业的名人以及名人后裔等。因为一个平凡的人能取得这种社会地位无疑是其人在学、才、志等方面超出一般人的一种综合表现。所以，这一有形的社会承认折射在书法作品中便转换成一种无形的价值认可。基于这种认可，人们能从文人学者的字里看出书卷之气，从艺术家的字里看出奇拔之气，从政治家的字里看出非凡之气，从皇室王族后裔的字里看出富贵之气，从方外之士的字里看出的禅气仙气等等。尽管这种感觉性的体验多带知其人然后观其书的先验成分，比如说如果反过来看的话，就未必能如此顺利地对号入座，判断出书者是做什么的。然而这种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市场依然占居主流地位，如文化市场经常挂出的"名人字画"招牌就充分反映出这一观念的盛行。也就是说判断字画精美好坏的价值标准在于其人在社会上是否有名。

由于中国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最终是以成品的形式，作为一种商品在文化市场上通过流通买卖来实现其价值，所以为了提高作品的商品价值，中国的书法家们除了勤学苦练书法技艺外，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磨练自身地"字外工夫"的。通观中国书法家的介绍文章、简介以及自我介绍，常常会发现里面有喜爱或精研古文诗词，文学艺术等与书法并无直接关系的文字描述。反观日本书法家则很少见到类似介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其他行业人的专业，他们似乎很忌讳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懂得并非自己专业内的知识。比起古文诗词，文学艺术等“字外工夫”，对中国书法家们来说，熟知或研究书法史论几乎是书法家的一门人人必修的“字外工夫”了。可以说加强“字外工夫”是中国书法家中书法理论家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日本书法家的情况。与中国情况不太相同的是，在日本首先书法家一般是不公开买卖其书法作品的。当然不公开买卖并不是说完全不买卖。比如应自己的学生平时练习书法或参展出品的需要而专门为他书写的楷模（手本），就是超出“月谢”（学费）范围以外的有偿劳动。但在这里出售的作品并非商品，而是一种伴随书法教学过程中从学生那里所得到的额外酬劳，所出售的作品也不具有收藏与转卖的商品价值。

如前所述，日本书法家是以书法为职业，通过教授学生书法技艺获取报酬“月谢”而赖以生活的。他们不以其书法作品作为商品去实现其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书法技艺教授学生，收取月谢而实现自身价值的。由此可以看出，中日书法家在都拥有书法技艺之能力这个同一起跑线上向前迈进时，如果说中国书法家是以“字外工夫”来提高自身价值的话，那么日本书法家则是依靠自身所从恩师知名度之高低、所属书法团体规模之大小、以及拥有学生数目之多寡来体现其作为书法家自身价值的。

了解日中书法界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对理解日本书法与书法研究之分离现象十分重要，比方说，知不知道米芾或王铎是什么时代的书法家这一基本知识对日本书法家来说并不重要、是选修课、但对中国书法家则是事关其作为书法家是否失格的大事、是必修课。中日书法家对于书法与书法研究的认识的相异点即在于此。尽管日本书坛存在的这种价值观念有悖于中国甚至日本传统的书法精神与理念，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也曾加以责难，然而它确确实实是日本书坛的现实。

这一现象在中日间的书法交流活动中常常能明显地反映出来。在这种交流场合上，一般来说中方书家喜欢与日本同行探讨书法（显示"字外功夫"的高低），希望进行理论与实技的并行交流，但日方书法家则更喜欢即兴挥毫（显示书写技法的能力）。挥毫表演作书时，中方书家一般喜欢写古人或自作诗词，日方书家则喜欢掏出一本《墨场必携》之类的小册子来，寻词觅句，埋头抄写，虽在大庭广众之前，亦了无忌惮之意。从这一场景所反映出的现象正可证明，中方书家在写字时是在追求或表现其"字外工夫"的高低，而日方书家则只专注其"字内工夫"，即书写效果的好坏。至于在与中方进行正式的书法研究方面的交流时，日本的现役书家往往退居第二线，派出一批非书家的专业研究人员胜任此事，各尽其职。而中方则是从书法家群中选择书法理论研究能力较强的书法家来与日方进行学术交流。

四、结语

本文首次提出了现代日本书坛存在著书法与书法研究的分离现象这一问题，并对此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中日书法家在此问题上所存在的认识差异及其文化背景等方面做了浅显的考察分析的尝试。如果本文能够为今后参与中日书法交流的人士提供一点借鉴作用的话，笔者当然会感到欣慰。但笔者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传统文化背景十分相近，甚至还有同文同种的说法。然而在实际交往中，若我们通过一些细小的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点滴差异进行认真观察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彼此间的文化差异竟是如此之大。这两种文化在进行接触交流时，常常会由于彼此间的这种差异而导致交流双方的困惑难解，甚至还会引起误会。

当今，中日间的各种文化交流十分盛行，但我们对于日本及其日本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究竟有多少呢？其实我们对此的认识与理解并不深入，或者说一般是比较肤浅的。尽管本文是在探讨中日的书法文化现象，但更希望它能对读者在了解日本文化方面起到一点微小的启发作用，这才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真正目的与动机所在。

(注：本文原为日语论文，题为《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書法の創作と書法の研究との分離現象に関する考察》，载（京都）《书论》第38号，书论研究会。2012年)

①详杉村邦彦《杨守敬的来日及与日本书家的交流》一文。日文，（京都）《书论》第二十六号所收，日本书论研究会发行。１９９０年。

②详杉村邦彦《罗振玉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及其交友关系》一文。中文版，《第三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所收，（北京）文物出版社刊行。１９９８年。

③详杉村邦彦论文《杨守敬的来日及与日本书家的交流》。前出。

④详杉村邦彦论文《罗振玉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及其交友关系》，前出。

⑤详神田喜一郎《内藤湖南先生与书》一文。日文，（京都）《书论》第十三号所收。杉村邦彦《内藤湖南的书的世界》一文。日文，（京都）《书论》第十三，十四号所收，日本书论研究会发行。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

⑥（东京）平凡社。１９５４年。

⑦（东京）二玄社，１９５８——８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