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教授，书法系主任。

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

——读祁小春新著

《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

文/陈志平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书家的地位和影响能够与王羲之相提并论。他不但是人们永远的崇拜对象，更是历代书家的永恒的重要话题。然而与王羲之伟大的身份极不相称的是，对他的研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这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中国古代的“造圣”传统在有意无意之间模糊了王羲之的本来面目；客观上，因为文献的不足和甄别的困难让普通的王羲之研究者望而却步。最近，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了祁小春的新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该书是祁小春在博士论文《王羲之论考》（日本：东方出版，2001年）基础上的增补之作，代表了王羲之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羲之，而且还可以透过祁小春先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充分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著名的王羲之研究专家王玉池先生说：“在我知道的研究王羲之的专家当中，祁小春先生是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而日本著名书法研究的学者杉村邦彦先生称赞祁小春有关王羲之的研究“将王羲之研究向前推进了二、三步的划时代研究之作”。

　　尽管祁小春也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但与很多书法研究者的见解不同的是，祁小春从来不把书学研究当成仅供书法家用以提高“字外工夫”的手段与工具。他认为书法研究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必须象对待其它文史领域的研究一样，遵循学术的规律与方法。祁小春没有陷入书法界一直以来流行的把王羲之局限于一个书家的怪圈，而是在广阔的范围内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将王羲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还原”研究。祁小春指出：“大凡涉足于王羲之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管论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引用这些资料时几乎无一例外，大家都不得不回过头来或多或少地在这些资料上下一番筛砂淘金、去伪存真的工夫，也就是说，必须做所谓的基础研究。”立足于客观的立场，祁小春把王羲之有关资料的甄别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立论的基石。这与其说是秉承了清代乾嘉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还不如说是祁小春求学背景使然。祁小春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古籍版本专业。后留学日本多年，深受“京都学派”诸子的熏陶。祁小春将王羲之资料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有关王羲之的资料包括两部分：王羲之撰述资料和传记资料，这两部分资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与伪、信与疑的问题。在这些资料当中，又以王羲之传世的尺牍最具有研究价值，而且难度也最大。王羲之尺牍研究之难不仅表现在尺牍文献的复杂错乱，更在于其文辞内容所涉史事的扑朔迷离。祁小春主张将王羲之的尺牍研究作为一切考证推衍的基础，因为这些尺牍蕴涵了王羲之个人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不把这些基本的问题弄清楚，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正如该书责任编辑洪蕊先生所概括的，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尺牍的研究是“以帖证事，以事证帖”，这与世人盛称的陈寅恪“以诗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样，都是一种科学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于王羲之尺牍有过专门研究的为数不多的专家当中，日本的上田早苗先生较早注意到将王帖与《真诰》中所收杨羲尺牍作比较，然而只是浅尝辄止，所得终归有限。祁小春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他注意到普适性、概括性很强的书仪对于研究尺牍内在规律的重要参考价值，既而创造性地运用唐人书仪证晋人尺牍，从而发现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王羲之尺牍研究的难题。王玉池先生评价此项研究说：“小春先生在王羲之尺牍法帖研究方面，超出了一般法帖范围，他从私书家信史和文章体裁史的角度出发，对以王羲之为主的晋人尺牍名义、形式、用语等诸方面，作了全面性的探讨考察。在数据运用上，他以敦煌所出唐人书仪对晋人尺牍加以比较，作了由唐至晋的溯源性研究。其考察结果，不仅弄清楚了尺牍家书私信史的渊源关系，在王羲之的尺牍形式、用语等考察、诠释方面，也都有极大的突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就。就目前来看，这一尝试性探讨还是前所未有的。”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尺牍的专门研究涉及了广泛的学科领域，如书信史、交通史、文章学、语言学、魏晋南北朝礼制等等，这些都是证帖的重要资料来源。在将王羲之尺牍的结构和用语特征弄清楚之后，祁小春又进行了以帖证帖的尝试，例如他对于《宝晋斋法帖》卷三收王羲之《二孙女不育帖》第二行与第三行错位的认定，并进而得出米芾所藏之《二孙女不育帖》必为拓本或摹本而非真迹的结论，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思维的活跃和论证的严谨。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围绕王羲之《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曾经席卷整个文史研究的领域，《兰亭序》是任何一个王羲之研究者都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祁小春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祁小春与所有曾经卷入兰亭论辩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他对于当时论辩双方都据以立论的传记资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文献学的清理，这无疑是一次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向。祁小春经过充分的史源学论证，指出有关《兰亭》传说的一系列疑点，如认为按年龄和辈份，虞世南和传说中的辩才应是师兄弟，同师于智永，赚兰亭之举为何不见虞世南参与？却出来一个不见经传的萧翼？辩才亦不在高僧传中。故他认为萧翼、辩才都可能系小说家虚构出的人物。他甚至认为传世的《兰亭序》复制品或许就是‘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祁小春夫子自道：“以上考察，虽多推测而乏确证，因而也不可能得出实质性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考察思路也许不失其意义所在……作为一项综合研究有很多问题也许会在不厌其烦的推测解释过程中寻找到解答的突破口也未可知。”尽管如此，这部分内容真正属于臆测的成分很少，只是因为他采取的是“破”的方法，这与所谓“疑古学派”的“大胆假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兰亭序》的专题研究中，祁小春最为天才的发现是对于《兰亭序》文中的“揽”的考察，指出“揽”字既不合乎当时的讳避习惯，也不符合历来的避讳规则，作伪者本想以此作为文章出于王羲之之手的证明材料，反倒弄巧成拙，露出了有意作伪的马脚。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祁小春与对于“京都学派”文献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系统继承。研究六朝的避讳制度，不是一件轻松的课题，这不仅要关注当时制度下避讳的常例，同时也要关注一些特例，通常采用的不完全归纳法显然不够用，这就要具有相当的文献检索能力，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当时避讳制度下的漏网之鱼，《兰亭序》中的“揽”字是否属此，正是祁小春苦心孤诣要解决的问题。也许祁小春的结论尚有待于后来者的继续证实，但是他由此对《兰亭序》真伪的质疑无疑是深刻和警醒的典范之一。

　　有关王羲之的人物研究是该书下编，也是最具人文关怀和理论价值的部分。祁小春根据上编所引述的资料，结合当今学界研究成果，从王羲之的生卒年、家世家族、人物性格、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王羲之的真面目，继续为读者提供文献的大餐和学术的盛宴。与上编的研究因为资料的考辨而影响阅读的快感有所不同的是，下编对于历史人物内在本质的揭示让叙述变得相对轻松而兴味盎然。

　　祁小春说：“拙著《迈世之风》约有50万字，但我认为其中真有所发明者不过二、三处而已。”这当然是祁小春的谦虚。“为学不尚空谈而贵在发明，这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欲立新说不能无发明，但发明谈何容易？”这无疑是实情。但是在我看来，祁著的新发现可谓触目皆是，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如题目所揭示的，祁著主要是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对于资料研究，清代以来的乾嘉学者早已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凡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之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嘲笑者，认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在祁著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祁著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互见法”的运用，所谓“互见法”，即对于同一个问题的探讨，因研究角度不同而需要在文中的不同章节出现，以求得对这一问题全面而透彻的解决。例如文中有关王羲之生卒年的研究就是如此。另外，文中出现的大量图表也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在文献考证方面，祁著十分注重考察文献最早出现的时间，如检证有关《兰亭》的盛唐传说、《兰亭序》下落问题、王献之“官奴说”等等，这体现了良好的史源学的素养。祁小春是一个资料狂，他的著作中特别是注释部分保留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他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收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祁著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每立一论，必反复检核前人论述，不厌其烦地引述、比勘、辩难，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如在论述六朝避讳制度时指出“古人有时讳名不讳字的习惯”，从而补正了陈垣先生的疏忽，这种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王羲之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有着迈世之风并能够激发无数人研究和阅读兴趣的伟大人物，对于王羲之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书法的整体性关注，也是对魏晋时期这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的特别关注。祁著的意义决不止于书法领域，他所进行的探讨和所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王学”研究在过去二千多年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从而无可置疑地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起点。

载《艺术史研究》